“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在21世纪的角色”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在中国国内外都引起热议。过去的三十年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而对于其所处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影响也是自清朝由盛转衰以来的最高峰。然而中国的转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正尝试重新平衡经济，使其更加均衡、持久，并建立一个以消费和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正面临着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最艰巨的挑战。而这个转变将由明年换届选举所产生的新任中国领导集体所引领。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战也在于美国怎样处理好中国的崛起。美国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明年的总统大选也让其政治前景模糊不清。左翼和右翼的民运活动，比如最近的“占领华尔街”，体现了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他们需要更务实、更可靠的政治经济领导人。
理想中，并行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转型应该互补且相互支持。但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双方时常对于“狭隘”国家利益的坚持，中国和美国距离建立互信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很遥远。
中国不仅是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第二大强国。过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西方的快速发展。1970年，美国和欧盟国家占据世界经济60％的比重。而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只占全球GDP不到1％的份额。
自那时起，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的经济产量占全球7％。20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当年美国的增速在世界排第127位。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倍，而现在只有3倍。
如此大的反差并不只是局限于美国和中国。这种现象还广泛存在于所谓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去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占据了全球GDP增长的3/4。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看，新兴国家即将占据世界经济的1/2，这种趋势是几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
新兴国家的崛起迅速重组了全球贸易。十年之前，世界2/3的铜是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消耗的。五年之后的铜消耗量将是十年之前的两倍还多，而这其中的80％将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所消费。这种趋势在其他自然资源或者是日用品的消耗上都是类似的。
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就要消失殆尽了。我的朋友Fareed Zakaria（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将这种现象称作“其他国家的崛起”。未来，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这是一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于自然资源和生产力的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中国在过去20个世纪中的18个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世纪末，乾隆在位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1/3。
历史告诫我们，重大的转型时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和新兴势力分享资源和统治权，而后者往往觉得自己的发展受到了各种限制和阻碍。这种担忧从美中关系中便可见一斑。美国和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但是其政府和两国人民间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和信任。在中国，畅销书《货币战争》大肆宣扬了西方世界打压中国的阴谋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书籍都在“中国威胁论”上大做文章，代表作如《中国崛起如何威胁美国生活方式》和《中国威胁：目标美国》。
两国之间信任的匮乏集中体现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中。FDI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去年，创纪录的1050亿美元的FDI进入了中国市场。而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想通过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两国的企业对于投资对方市场仍处于观望状态。
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认识到当今经济关系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方做买家，另一方做卖家。今年一月份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我奉命为胡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召集美中的企业家开会座谈。海尔公司的创始人张瑞敏，给两国的领导人详细介绍了海尔和通用电器公司之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通用电器之前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两年前和海尔合作之后，通用第一个月的销售量就超过了合作前18个月的总和。之后双方达成了深化合作的协议，海尔可以在其南卡罗莱纳州的工厂生产通用电器的产品。张瑞敏讲述的这个故事使大家明白，美中的经贸合作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互助互惠互利互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才是双赢的模式。
可惜的是，海尔和通用的例子在两国经贸合作之间还只是凤毛麟角。两国的经贸关系，乃至其他领域的联系，都充斥着不理解和不信任。小心谨慎，相互猜疑，互相指责，害怕对方的发展和渗透。
唯一打破这种不信任的方式就是让两国一起前进，共同发展。虽然美中之间仍然有很多根本矛盾有待解决，但实际上其中很多矛盾并不是源于利益冲突，而只是缺乏理解。我们不能总是坐等对方表达善意。我们需要一起创造一个新的合作模式。第一步，我们需要摒弃既有观念，真正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挑战。我相信双方最终会意识到，共同的发展是必要的，没有哪一方可以不需要对方的帮助而独自发展。
美中两国如果要建立长期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首先要意识到双方都在经历类似的重要转型期。
在中国，现阶段至少有两个主要的转型。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始于明年秋季。第五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是特别有能力和经验的。所有真正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思路和远见卓识所打动。同时，他们所接手的将是比前任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个转型是从出口主导、劳动力密集型和固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由内需和创新所拉动的发展模式。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我与相关行业以及部门官员的接触，我确信他们对于转型的成功有很大的决心和很强的动机。温家宝总理在上一届人大会议上说到：中国的经济应该迅速转轨到创新主导的增长模式上。
在同一届人大会议上宣布了“十二五”的发展规划，这是中国发展的新蓝图。如何提高城镇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人群比农村人群赚的更多，花的也更多。李克强副总理提到城市化进程将是政府扩大内需的“战略核心”任务。四月份的人口普查显示，近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镇。而在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城镇人口的数量只有总人口的1/5。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西方世界用了一百年，在日本和韩国也历时四、五十年，而且他们的转型规模远小于中国。
新的五年计划同时也强调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任务。最低工资水平将大幅度提升。基本养老金计划将逐渐涵盖所有的农村居民以及三亿五千万城镇居民。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将破土动工并分配给低收入家庭。更注重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率，新的五年计划将目标GDP增长率从上阶段的7.5％降到7％。
中国的领导人同时明确表示科技创新将是下阶段发展的重点。新的五年计划指定了七个被扶植的“战略新兴行业”。它们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石。这七个行业包括：生物科技、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汽车、新型材料以及下一代信息科技。这些产业现在占全国GDP的5％，在2015年，它们将占8％。
实践将检验“十二五”的具体效果。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GDP增长率远远超过了7.5％，达到了11％。虽说领导人在最近几年也谈到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但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之十年之前降低了10%。房价的持续高涨使得很多中产阶级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买得起房。在创新产业方面，中国还未能创造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
在把握转型步调的同时，政府也要改善和解决很多由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问题：通货膨胀、潜在的房产泡沫、增长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以及超过俄罗斯或日本总人口的庞大的流动农民工群体。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问题。他同时强调应该有更多的对于政府工作的公众监管行为。虽然经济增长很快，可人民还是有很多担忧。
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国的优势大大超过其劣势。崛起中的中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潜在国内市场将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所在。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初见成效，机场、高速公路网、海港、铁路等都是世界领先和顶级的。创业的理念也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李彦宏和马云激发了多少清华学子创造下一个百度或者阿里巴巴的梦想。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也是世界闻名的。最后，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好处。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有更多的人愿意和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和做生意，并投资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政府这次调整结构的决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导致百万计的工人下岗，这给建立一个更平衡的增长模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在大洋彼岸，美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2008年重大危机的三年之后，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大萧条以来的最低谷。超过25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或者濒临失业的状态。（16岁以上）人口就业比率处在历史最低的58％。欧洲国债危机如果不能被很好的解决，将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入又一个衰退期，从而导致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长期来看，政府支出和贸易的结构性赤字给期待振兴的美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花在国债利息上的钱将超过其在国防上的支出。
同样，美国经历着自身政治上的转型。如果美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政局将更加不稳。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派矛盾将是19世纪末期以来最为严重的。奥巴马政府2009年向众议院提出经济刺激法案时，244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支持票，而无一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和历史相比，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通过之时，众议员102名共和党人中81名选择支持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1965年大部分共和党议员都投票支持民主党约翰逊总统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提议。
同时，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持续走低。最近的调查显示，每5个美国人中，有超过4个人认为政府的道德腐败问题极为严重。他们还认为政府和大型企业同流合污，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一个主要的政治变动就是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不管共和党提议由谁来参选，经济因素必将极大地决定选举的结果。因此，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选战的走向。
当然美国人民不会丧失对于自己国家的希望。美国的历史中不乏重大危机，但都成功化险为夷。当我们重新团结一心，牺牲小我换取大我，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必将会度过难关。美国比任何国家都具有开放性和创新精神，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极其丰富。美国的科技、大学水平以及创新的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比如顶尖互联网公司及其商业模式，无一不是美国人所创造，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再认知。美国的私营企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处于美国的创业文化、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法制社会中。
最后，美国也有自己的移民。移民自身和同等重要的同化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能力使得美国能够从世界范围内吸引和挽留人才。如果我们探访位于纽约北部的IBM研发中心，我们会发现在那边做研究的2，000名博士科学家之中，大概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这种情形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
我要强调的是，并行中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转型应该是互补互惠的。很多方面表明，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合作和成功来平衡自身的经济发展。
中国非常需要美国。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相应的美元贬值会使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严重缩水。更严重的话，美国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将会减少。中国需要依赖出口来抵御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冲击。
美国也同样需要中国。当人为制造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后，美国需要新的经济推动力。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及今后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将为美国的经济振兴提供基础。大概1/5的中国人，约2.4亿，已经处于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年增长率是1％。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力不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20％。如果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潜力能够被完全释放的话，这不仅将为美国，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份最近的麦肯锡研究表明，如果政策得当，中国将在2025年为全球消费额外增加1.9万亿美元，这比现在印度的GDP还大的多。
中美之间不存在谁赢谁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近期指出：“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关系破裂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两国间的合作和发展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建立和维护。
虽然合作发展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但是这并不能确保成功。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我看来是最了解中国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的。上周他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总结了美中关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重量级选手。美国必须改变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冲突是必须的吗？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新兴势力崛起并挑战传统势力时，通常会发生战争。但中美都持有核武器，使得战争选项在当今社会是不大现实的。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想发展，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的技术。中国同样想送更多的员工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技术和创新的方法。现阶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意识到美中关系需要潜心经营。美国人最后需要和中国共享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1978年，邓小平号召中国人民做两件事：“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他要求政府和人民都重拾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精髓：务实求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理念成就了当今中国，并定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新角色。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应该摒弃对彼此的陈旧观念，以一种更务实和双赢的模式来共处。美国和中国更是如此，即合作发展，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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