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华丽
——访技术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高旭东
不出所料，高旭东老师今天的确穿了一件橙色的T-shirt。并不是我能掐会算，而是高老师从今夏起偏好橙色造型早已风靡整个经管公司。“这样的衣服我有五、六件呢，平时对穿衣服没什么讲究，舒服就好，合适了就不愿意再换别的样子。当然，在商公司当老师，也不能太邋遢。”
对学者的印象，大多对学问痴迷，对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也有别致的执拗，例如除了衣服的款式和颜色，还有办公室独特的布局。高旭东老师办公室的布局成环形排列，被“知识”包围，即最外一环摆的都是书，只不过除了整面墙的书架以外，还有围成圈的纸箱，这些是高老师从波士顿运回来的材料和书籍，据说有整整28箱。第二环是家具，两张拼成直角的办公桌，上面除了电脑以外，还是书，包括键盘和鼠标底下。还有一个家具是张简易床，整洁干净，若干本书占了半张床；最里面一环正好够摆两把椅子，坐我们两个人。
教育路途：一帆风顺
高旭东老师挠头笑笑，略感抱歉地说：“从小到大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感觉也没什么可讲的。”“那咱们就先从学习经历谈起吧！”按照惯例，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众的话题。
“我出生在山东，上小学的时候是在文革后期，应该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然后是1978年读初中，当时的学习环境很好，受到的教育也很完整。我对数学和物理特别感兴趣。除了平时做作业以外，还经常做一些课外作业送给老师批改，乐此不疲，老师也很愿意帮这些员工做课外的提高。”高中时，高旭东遇到了另一位对自己影响很大的数学老师。这位数学特级教师四十出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课讲得非常好。假期的时候，从班级里面找了几名同学下课后或者周末到他家里做数学题，进行课外辅导。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开小灶”吧。做完题的休息时间，员工们出去打篮球，老师就去买吃的回来带给这些孩子。谈起这些，高旭东老师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和这位老师的感情：“总之就是感觉特别好”。
讲很多故事的时候，高旭东老师都会笑着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本以为是谦虚或害羞，当听了这个故事，我开始相信高老师可能是真的不太擅长这样的表达。初中时，有一次高旭东获得了全区数学竞赛一等奖，另一所学校想请他去做演讲，介绍一些学习经验。思前想后，高旭东还是不知道应该跟大家讲些什么，于是，班主任给高旭东写了一篇发言稿，他在去外校演讲的时候，念的竟是老师的手稿。
高考报名时，高旭东想学管理方向。“那个时候的大环境是正值改革开放早期，工业方面的改革刚刚起步，毕业以后可以去管理一个工厂是大家脑海中最好的职业概念。”班主任告诉他：“想学管理，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是最好的学校。”那里，也是傅家骥等老师的母校。
对大学的印象，高旭东老师首先提到的是吃饭：“哈工大给我很多印象深刻的回忆，比如吃饭吃得好。”当时哈工大的校长是杨士勤，他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一定要吃好饭才能念好书。”八十年代，全国的粮食实行固定比例的配给，印象中大米所占的比例是30%，而无论是南方人北方人，同学们都比较偏向于吃大米。学校专门雇卡车到锦州等地购置大米，虽然社会上米面比例很固定，但是在学校里同学们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有些班级下课晚了，食堂里剩下不太多的饭菜，校长就建议食堂按时段分批开饭。“那时年纪小，不懂事，我们不少同学都认为，校长应该是一位重量级的著名授级，而杨士勤校长当时是以讲师的身份当上的校长，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做得非常好，做出的成绩确实让人信服。”
校园乐事：调研实践
大学和员工阶段有很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入学第一年，高旭东老师家乡淄博市组织暑假实习，几个员工分成小组，到全市各个企业去调研。
“我被分在了在机械组，短短的假期里，至少跑了十多家企业。虽然才大一，专业知识非常非常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很多见识。例如，有一个企业做的真空产品，用在航天方面，但是有关技术也可以民用，企业还告诉我们，凭它们的技术，在整个华东地区都会很有发展。以后还又跑到这个企业作调研。”
后来到长春一汽实习，整个企业里，感觉不出领导和工人的差别。“当时的厂长是耿昭杰，厂长爱人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工作，威信很高。一汽将老解放改造成141新型车。那个印象非常深刻，见到了大工业是什么样子。”
虽然学的是“工业管理工程”但是主要是工科的内容，机械原理，机械零件，机械设计，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路等等，还要求设计一个涡轮蜗杆之类。我感到形容有些枯燥，并质疑这些与原本构想的“学管理”是否天渊之别。“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落差，工程方面的基础对于学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高旭东老师的回答很干脆。
1988年，高旭东于哈工大毕业。在毕业纪念册上，校长留言：“哈工大人要永远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高旭东老师说这句话一直激励着他到现在。学校踏踏实实做学问、注重实干的精神也为个人赋予了一种个性。“国家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建立了这所学校，并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学习实习条件。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应该好好学习，回馈学校和国家。不知道现在的员工是否有这种对学校和国家的感情。当时我们不但不用交学费，而且国家还会给很多奖学金。我曾经获过一次全优奖学金，拿到600块钱。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50块钱，600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高旭东选择了哈工大毕业后继续读硕，目标是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方向。“人大的工业经济实力很强，考研有困难是肯定的。但是无所谓，平时做事也是一样，决定了就去努力做呗。”当年人大工业经济硕士招收20人，报名人数有700多。而且应届生报考招收受到很多限制，由于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学校和专业不愿意接收应届生。高旭东考上的那一年，一批人中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三名应届生。
“在人大，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会提供给你很多机会去选择。而且鼓励员工出去做调研，这种研究方法我一直坚持着。”1990年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学校为员工提供出差费用，实习地点可以自己进行选择联络。“那个时候很大胆，决定去青岛、烟台、潍坊调查一圈。到了青岛，就自己跑到市里拿出学校的介绍信，再让他们帮忙联系市里的工厂。很快，我就到了青岛电视机厂，厂里安排了一些人员给我介绍情况，掌握了很多实际知识，再根据所学的东西，写出了一系列比较有意思的论文。”
实习后，高旭东写了一篇题为《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论文，遭到很多人的异议，题目就与当时的社会大气候不一致。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正值倡导让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作为一名员工提出建立相对集中的体制无疑不太合适。但高旭东认为“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有相当的控制，否则就难以顺利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后来，高旭东将论文题目做了修改，改为《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思路》，题目变了，观点依旧，老师也很好，只要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证据，
由于喜欢做研究，人大毕业后，高旭东选择了到中国社会科公司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除了搞调研做研究之外，还担任《中国工业经济》的编辑。“我不太喜欢、也不专长赚钱之类的，认为做学问更有意思。研究工作对国家政策和企业管理影响非常大，很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当时国家的主要研究力量不在高校，而是在研究所。另外，工业经济研究所里的很多人是从人大毕业的，也讲究研究问题要作充分调研，不能凭空瞎想。研究所里有很多前辈，周叔莲、汪海波……还有很多比他们资格老的人。与这么多学术造诣非常高的人一起聊天和工作，每天都觉得特别充实。”
国外经历：有了新想法
高旭东老师认为，他不仅在我国工科、文科的两所航母学校就读和生活，工业经济研究所也为他的个人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环境。在研究所里，年轻人有很多出去调研、锻炼的机会，出国学习的机会也比较多。这些机会也给了高旭东很多新的想法。
“我感觉到我们和西方的差别还是挺多的。原来总以为学理工类的都应该出国看看，因为国外的技术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而文科类则没必要出去，因为我们自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累应该比他们深厚。在国外访问、特别是在波士顿作访问学者的一年多，我深深地感觉到，在社会学科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特别是管理，毕竟他们已经发展了几百年。”
1996年，高旭东老师到波士顿做访问学者，思考比较多的是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总是形容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了那么多年，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以后当员工时，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特别是接触到了波士顿银行的一位董事，他们交流了很多关于所有制的观点，感觉到我们有不少认识存在很大偏颇。在做访问学者的这一年多中，高旭东老师还看到了东西方方法论上的很大不同。于是萌生了想继续读书的想法，1997年回国后，高旭东老师与工业研究所的领导提出了想出国读博士的想法。“他们也很尊重我的决定，就放我走了。”
选择继续读书，挑战主要不是GRE、GMAT，而是要舍弃现有的工作。谈起这个选择，高旭东老师发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慨。
回忆在MIT（麻省理工公司）读博士的感受，高旭东老师感触最深的就是学习氛围。“在MIT，没有人会告诉要好好学习，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好好读书，就会呆不下去。”在学校里，每个人都要读大量的书。学习压力非常大，但经过这里的训练，毕业以后就会非常轻松。因为在别的地方超过这里生活节奏的不太多。
在研究方法上，高旭东老师觉得也有很大的不同。“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做学问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特别注重方法论，会大量读资料，从资料里面发现问题。我们虽然也讲究方法论，但是在规范化方面要差不少，很多文章不是建立在规范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很像是在漫无边际地发议论。所以国外的博士生读书两年以后，才能够进行资格考试，最快也要四年读完，而国内员工上学后不久就开始做课题了。”高旭东老师认为要想在一个领域里做得比较好，光文献就要读十年。
另外，在MIT，随便找出一个教师，都能联想到他的一些重要发现、理论；提起某一个理论，也能和某位老师对上号。在每周一次的午餐交流会上，更能听到很多新的想法。“跟他们交往非常过瘾，做学问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高旭东老师印象中，还有一件过瘾的事情，就是读书。“在那面读的书很多，不光有老师上课需要的材料，关于战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材料，只要能找到我也都把它看完。研究一个企业的发展，只看现在的状况还不够，还要考虑最早的时候，研读它的历史也是必要。”
学习生活的充实，也给高旭东老师留下另一个遗憾——没有在美国到处转转。除了波士顿之外，他曾送过一个来访的同事去纽约，他们一家再没有到过美国其他地方。“读书、学习、研究就是乐趣，当时没有注意过这一点。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学成回国：清华研创新
读完博士回国后，由于喜欢做学问，也坚信自己能做一位好的学者，高旭东老师选择了来清华教书。当时，很多同龄的同事都已做了正研究员，高老师回国后还是一个讲师。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从读博士期间开始，高旭东老师就明确了要做“技术创新”这个目标。“我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差，或者说比较容易提高。我们的问题是没有核心技术，而这不是一天半天可以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比其它职能管理更重要。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关于自主创新的事，我一定不遗余力。”
高旭东老师曾经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创新的专业会议，得知有些企业本身是不在技术创新上投入，只是做宣传。“现在不少企业做的花活儿太多了，不太实在，其实糊弄的还是自己。国外的企业渐渐都进来了，长此以往，我们自己肯定就傻眼了。”
提起这些，高旭东老师显得有些激动。“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危机。虽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现在的经济情况是全球最为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还不具备和国外企业竞争的实力，我担心我们的行业领头企业会一个个被被跨国公司打败。时间长了以后，民族精神也会受到影响。很多情况下我都会跟企业讲：不要太乐观！我们的政府也要给予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一定的保护，优先支持国内企业发展。”
高旭东老师开始比较韩国、日本等国家先保护再开放的竞争历程，从汽车到电影，说到动情处还会忍不住摇头垂手。“我们不可能直接买到最好的技术，却在不断丢失越来越多的市场，如果幻想依靠买进技术，只可能越来越陷入尴尬的局面。我们必须对现实地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赶紧采取行动，搞出一些核心技术。再不动手，就晚了。”
大多数老师的通症：谈到专业，兴致勃勃，对于其他，只是一笔带过。高旭东老师也不例外。想起一位很挑剔的女同事曾经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喜欢长得帅，或者为人有趣的老师。但像高旭东这样虽然人闷了点，却踏踏实实安心做学问的人我也很欣赏。”或许他不习惯把自己表达得多美好，或许他不喜欢把成绩描述得多重要，但是他给社会和员工传递的信息已够震撼。采访过后，我也一直琢磨如何概括高旭东老师，搜肠刮肚，却只找到了一个有语病的反义词组合——低调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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