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华教商业伦理的Leigh Hafrey（哈佛瑞）教授

Leigh Hafrey教授在麻省理工公司斯隆管理公司教授沟通和商业伦理课程，从2001年起，每年到清华两次，给MBA同学上课，对于Leigh,我只知道这么多，没有了解，也就不会有太多关注。直到看到一本他上课时会用到的书－一本橙色封面的儿童读物“The Country Bunny and the little gold shoes”,并且得知这是Leigh在给MBA上课时会用的案例，我才对这个有着柔软头发和宽宽额头的美国教授产生了些许好奇。

Leigh Hafrey好像没有印象中美国人的热情和健谈，问出一个问题，他常常三言两语就答完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相视一笑，他的笑容也含蓄，嘴角上扬的同时，眼睛会轻轻的一闭，总之，是友善和真诚的微笑。

他是学比较文学的，难怪有一种别样的儒雅气质。

Leigh在哈佛读本科，在耶鲁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就到一家咨询公司做国际化方面的工作，后来成为公司出版业务的负责人。同时也为这家公司在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工作，做有关地理教学材料的翻译。提起非洲，我就很容易浮想，可能因为它太遥远和神秘，可Leigh说：我发誓如果不是为了履行工作中的协议，我肯定不会去那儿。但他还说：“现在我时常想再回去看看，因为当年在非洲工作时就像个孩子，在那儿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Leigh于1979年至1981年间在非洲工作，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了，还像个孩子的Leigh应该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他会带着他的那些故事来到中国，来到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

从非洲回来后，Leigh到《纽约时报》当了一名记者，他的妻子在哈佛做老师，几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Leigh就常常在两个城市间飞来飞去，很不方便，于是他不得不离开纽约回到哈佛，因为有过媒体方面的工作经验，哈佛聘用Leigh讲授管理沟通的课程，但Leigh除此还很想教商业伦理，哈佛也同意了他的请求，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在斯隆还是清华，Leigh都是教这两门课。学习文学的Leigh对于自己由文学到管理教育的转变很坦然，并且认为文学的修养让他能够从人文的观点去看待经济和管理问题，从而让自己更具有优势。他说：“我做的这种转变非常有意义，当我博士毕业时，我意识到如果我今后的日子都留在学校任教，教授我所学到的文学，那我可能很少有机会去了解学校外面的世界，而我非常希望把我学到的运用到现实中去，运用到学校以外的地方，现在教授管理正好让我满足了这个愿望，它让我一脚站在学术领域，一脚站在学校以外的经济领域。这让我很有自信和成就感”。

兴许是出于深厚的文学背景，Leigh的课堂上常常会引入很多文学和艺术的元素，比如电影、小说甚至是童话。对此，Leigh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说：“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别人：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等等。回想我们小时候如何来学习的经历，就会发现，其实都是听我们的父辈和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他们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世界，分辨是非。所以，我认为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故事”的方式来理解“伦理”的问题了，并从故事中找到答案。所以我现在做的只是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方式”。Leigh认为把焦点放在故事上，让人们更加能够看到事实，用“故事”来接近经济,接近商业伦理,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变得更加重要。

善用故事的Leigh也惊喜的发现，比起那些古板的教材，员工对这些生动的故事更感兴趣，尤其在谈论伦理问题时，由于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物和事件的介入，员工们更容易在课堂上做出回应，展开讨论，更有欲望说出自己的看法，聆听别人的意见。Leigh甚至认为，他的那些小故事比一般的商业案例更具有复杂性也更灵动。

在斯隆的伦理课堂上，Leigh会借助电影等艺术形式，让他的员工们去讨论发生在各个国度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的故事，有荷兰、法国、爱尔兰、美国、中国等等，Leigh会把详细的要求写到课程介绍里面，让员工们整个学期都练习讨论这些故事。Leigh觉得这种练习非常重要，不仅对员工跨文化交流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问题的理解，Leigh说：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具有何种文化背景，对伦理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又会对伦理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的这些故事，就是让人们来讨论不同背景下人们不同的行为标准，以及他们在伦理问题认识上的差异。通过这种讨论，让员工们更好的注意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不良的习惯，从而对社会进步有所帮助。

这种方式Leigh在清华用的不是很多，他解释说：斯隆和哈佛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学校，以斯隆为例，40％的MBA是非美国本土的员工，针对员工如此多样化的现实，Leigh的这种方式使得教学也非常多样化。并且通过教学能让他掌握不同的文化，从而进行比较。而清华大多数是中国本土的员工，这种强大的本土化是他在斯隆见不到的。而且由于语言的原因，在清华组织课堂讨论会遇到一些障碍。尽管如此，Leigh在清华的课堂上，也常常能感觉到同学们异乎寻常的参与热情，他说上午刚刚结束的讨论中，大家针对一个事情得到了很多种不同的答案，甚至引发了争议。Leigh非常喜欢并享受着这种活跃的课堂氛围。

因为Leigh是教沟通的，出于好奇，我问了他一个自己都觉得无从回答也不必回答的问题：对于沟通来讲，是技巧更重要还是真诚更重要。这一次，Leigh笑得很特别，手指轻轻的托住下巴略作沉吟，说：“The easy answer is both”(最简单的答案是两个都重要)。然后就是足足一分钟的沉默，顺着他的目光，我也望向窗外，五月的北京天蓝得像海一样，偶尔有几朵浮云飘过，世界一片清洁与宁静，简单的仿佛只剩下了天空和Leigh钟爱的童话，我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后悔——为自己庸人自扰的愚蠢问题。Leigh终于开口了：“有时都讲真话不一定就能进行很好的沟通，我也听很多能很好跟别人进行沟通的人谈他们的经验，他们都知道在何时对什么人讲什么话……”

其实相较于答案，我更看重Leigh那个思考的过程——认真而又从容的——让我体验到一种被重视后的得意和被过于重视的不安。在管理公司耳濡目染，早就知道“沟通”也是一门学问，而且是大有学问，但有时，还是会禁不住怀疑：是不是人们把朴素的东西上升成了学问。不然，我怎么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Leigh又怎么会为难呢？

Leigh在中国只到过清华、复旦和岭南这三所大学，他对中国最深的印象，就是人们对工作的那种热情，他说这种热情是建立在人们能看到很好的未来的基础上的。他解释说：“我和我儿子都在美国工作，同样很努力，但是我们对未来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有那般强烈的希望”。看出我的费解，他进一步解释：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国家给民众创造的生活的目标以及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空间“。Leigh说MIT和哈佛并不代表美国其它的地方，哈佛的员工对世界上的事都很关注，就象他们自己的事一样，斯隆的员工也是如此，但很多美国人并不太关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希望。

谈及东西方管理教育的差距，Leigh说：美国经济管理教育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了，二战前主要培养员工更加专业化，二战后培养员工如何发现投资的需要。中国虽然经济管理教育的历史很短，但不见得就要按我们走过的路一步步来。他相信从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来看，中国的管理教育事业会很快趋于国际化水平。

临别时，我送了Leigh一本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画册，里面还有一张他在清华讲课的照片。他高兴极了，尤其是看到一些发黄的黑白照片时，认真端详的同时还不时的发问，诚恳的态度让我感动。真是奇怪，纵然因为语言的不同，让我们的沟通存在障碍，但我依然能感觉到Leigh Hafrey教授的真诚和友善。的确，就有这样一种人，只看他一眼，你就会觉得他很好很善良，Leigh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