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把家庭看得很重的经济学家

――访清华经管公司经济系教授白重恩

白重恩，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获郭沫若奖。后留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1988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后分别在波士顿公司经济系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公司任教。2002-2004年担任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特聘教授。2004年7月担任清华经管公司全职教授，2005年初任清华经管公司经济系主任。主要学术兼职包括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密西根大学William Davidson研究所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中心研究员，并担任国际杂志《比较经济学杂志》和《中国经济评论》编委，国内杂志《经济金融年刊》、《中国金融学》及《经济学（季刊）》编委或学术顾问。白重恩的研究工作既包括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也包括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主要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9年5月期）、《兰德经济学杂志》、《国际经济学杂志》、《劳动经济学杂志》、《比较经济杂志》、《经济与管理战略杂志》、《欧洲经济评论》等高水平国际杂志上。白重恩与阮志华合编了由MIT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与新经济》论文集。白重恩教授还入选了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百人计划”。

这是白重恩教授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个人简历，看起来仍有些眼花瞭乱，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集众多角色为一身的经济学家，当我问到在这诸多角色，诸多事情中最看重什么的时候，他出人意料的回答“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的幸福并不需要你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只要保证付出的质量即可，在这方面我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我很看重。如果要排序的话，我认为家庭的幸福最重要，何况追求家庭的幸福不会伤害别人，没有什么负作用，跟别的事情也没什么冲突”。

他脸上的神情告诉我，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夫人，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夫人对我工作非常支持。她现在在中信证券工作。回国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她在国外曾有很好的工作，后来只是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暂时没有上班，在我们回来之前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她不得不放弃了，我真的应该感谢她们对我回国工作的支持”。

白重恩教授有一双儿女，儿子在清华附小读小学四年级。尽管回国之前也对困难有很多准备，对儿子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但回来后儿子最初的适应阶段仍然进行地十分艰难。由于以前儿子就读的是香港的国际学校，没有学习中文，第一天上课听不懂老师说话，小男孩回来后哭了四个小时。“那个时候很难理性，而解决的方法又必须理性”。他耐心地劝慰儿子，帮他分析自己的优势，并主动跟老师沟通。再比如音乐课要学习演奏竖笛，儿子不会，为此，音乐课还被罚了两次站，白教授会安慰儿子说，“你学的钢琴不也是乐器吗，不要太在意，罚站就罚吧”……再比如社会课学的一些概念对儿子来说完全陌生……

在这样不断的打击和鼓励下，儿子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我对我孩子的每一点成长都很骄傲。我儿子有一个特点――从不喜欢穿太多的衣服，像在这样的天气里（北京的二月），他在家也只穿短袖上衣，去年11月中旬他还穿短裤上学，全校他是唯一一个穿短裤上学的，有很多人议论说“这小孩子这么冷的天怎么穿这么少的衣服”，他听后很得意，就越发穿的少了。”“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也从没有任何职业上的设计，只是希望他能做个很快乐的人，能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至于长大后做什么……小孩子总是一天一个主意”。

“除了家庭，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觉得我在某个方面起了一点点作用，这也是我比较看重的”。

真得很喜欢白老师在价值观上的这种朴素感，尤其在这样一个快马加鞭的时代里，我们很容易被各种大而空洞的梦想而蛊惑，时刻想飞又常常找不到方向，永远忙碌又常常对事情的价值量心生怀疑，“朴素”就显得那么难得而可爱。

而白老师的这种朴素感，贯穿于整个采访的始末，这种“朴素”我很难准确地传递给你――既有中国农民式认识的简单质朴，又有西方价值观的实在直接，是由他所笃信的“经济学严谨的逻辑思维”而生？与童年随父母下放农村的经历有关，亦或是十几年来旅居海外的慢慢沉淀…..我不知道，但确实很迷人。

这究竟该怎样说呢？他不会像很多人那样，给一件事情扣上一个大帽子，即便是这件事情值得这样去做。他不会忽略别人看起来不起眼的事，因为至少他觉得那是重要的。他很少说一些听起来像是有深刻寓意的话，你听到的全是简单的甚至是毫无创意的答案。他不会没有根据的让自己凭空悬起来，就像他不喜欢经济学家随便做假设一样，他的所言所行，一定是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很多我原先对他的想象，他都不会。

数学与经济学

数学对白重恩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他喜欢数学里那种严谨的逻辑思维。1979年白重恩上大学时，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与化学和物理相比，数学的逻辑思维更干净，而他相信自己的实验能力非常差，如果做化学和物理一定做不好。于是他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学习数学。

“数学里面要找一个例子最能代表数学学科的优美，应该是几何，也就是平面几何，希腊人建立了平面几何的体系，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几何现象，但希腊人想到――能不能找到几个最基本的公理，然后在这几条最基本的公理上建立起一个体系，来解释看到的这些大量的现象”，“这是一件很不直观的事情，但可贵的是，希腊人能够追根究底”。

大学毕业后，白重恩在科公司数学研究所读了两年员工，仍然学习数学。在这中间，数学所推荐他参加陈省身留学计划（陈省身是华人里数学做得最好的，2004年去世），却不愿意花钱让他去参加英语培训，“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培训有多好的效果，但因为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培训，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这个计划里面的”，“但我享受到了美国的数学家给写推荐信这样的待遇，圣地亚哥校区的丘成桐老师给我写来了推荐信，丘老师得到了数学里面的最高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平均每年得奖的不到一个人”。

当时的白重恩准备到圣地亚哥师从丘老师研习数学，但后来，他用了一个词――“叛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知道要出国学习数学以后的那段时期，恰恰是我没有好好学习数学的时期”。员工的课程比本科容易多，课程也好通过，白重恩有了很多时间看与数学无关的书，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他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杂书，隐约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出国之前，他基本打定主意以后要在经济学领域里发展。到圣地亚哥的第一周，他就跟丘成桐老师讲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准备受责备的，我觉得老师有理由责备我，但幸运的是他对我非常原谅，不仅没有责备我，还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说如果想学经济的话跟他学数学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做的是纯粹的数学研究，他推荐我去学统计，在圣地亚哥，数学和统计都在数学系，丘老师给我介绍了系里几个很好的统计学老师，这为我日后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自己年轻时在专业方向上的选择，白重恩说他无法说清哪一个更好，因为一直做数学毕竟是没有发生的事，他没有办法假设。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选择经济学，至今他不后悔。

“当初改学经济学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让我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都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做这件事，理解这些问题，符合我的初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我教经济学也教得很有兴趣”。“从数学到经济学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严谨的逻辑思维，经济学家不喜欢有太多的假设，他们希望用尽量少的假设推出尽量多的结论，这和平面几何的想法是一致的。经济学也是找出几个最基本的假设，在这之上发展出一套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家不愿意为了支持一个政策就随便地加一个假设来说服大家，而是要用大家都认可的几条最基本的原理，来解释现象，从而说明哪些政策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差异

谈及留学国外的心得，白重恩引用了《围城》里方鸿渐说过的一句话：留学了就不怕洋鬼子了。他笑着说“本来也没有怕了，只不过你住在那里，生活在那个环境里，就会少一些隔阂。出国前我通过书本对美国有一些了解，刚到美国时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感到吃惊，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生活在那里才能有真切的体会”。

相较于国内的学术界，白重恩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国外有一个竞争的市场，他说：每个学者不一定要在一个地方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他在市场上受人欢迎，又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对他的发挥更有帮助，他就可以随时换个地方，这对激励有很大的作用。白老师进一步解释说：人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好的领导会很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在国外可能领导不是那么重要，但跟同事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他在一个地方跟周围的人相处不来，又不是一个流动的环境，那么他就会很难受，所以“流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而在流动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对学者的评价问题，除了大家比较公认的标准，谁是一个好的学者，谁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主要是基于同行的评价，而并不是数这个人发表了多少文章，在SSCI上有多少引用。比如说一个人要换工作，他的新雇主就会要他提供推荐信。不同的人写信的风格不一样，有的人总是把别人写的很好，有的人可能就不会写的那么好，而是很客观，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运行久了，有了一定的积累，所以大家会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推荐信的内容进行解读，这种评价的传递比较有效。也正是由于国外的学术市场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评价体制，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影响一个学者的市场价值，所以很多学者即使拿到了终身教职，他的积极性还是很高。

当我让他谈谈对国内学术环境的看法时，白重恩教授沉默并思考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以为是他有所顾虑，他却说“这不是顾虑，我要试图说的精确一点”。

“国内有很多与国外不同的地方，这可能是市场的需求不一样，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环境，做经济学的人很多，分工很窄，每个人就会做得很深。而在国内供给方还不够，需求又很强大，所以当需求超过供给时，每个人研究的就都是大问题，而且研究的问题很多，也就不一定有时间做的很细。还会出现圈地现象，在学术界大家都很重视谁第一个提出观点，所以大家都想成为第一个提观点的人，提观点时就不会那么慎重，有的人甚至提很多很多观点。而作为市场的需求方，判断能力又有限。所以观点就鱼龙混杂，甚至会产生误导。长期来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

白重恩教授提到的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做媒体关系，我们常常困惑清华的教师不太喜欢向公众发出声音，当社会上就某个热点话题炒得沸沸扬扬时，清华的教师更多时候是消无声息的，很大程度上可能跟这种严谨的学术思想有关，但在这样一个动辙一夜成名的时代，有时候真得替他们感到吃亏。

白重恩老师也与我有同感，他说“这是清华教师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但随着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的需求方选择性会更强，相应的判断能力也会增强，我相信未来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

关于“研究”

由于重视内在的逻辑性，白重恩的研究从不会由一个结论跳到另一个结论，中间没有一个很强的逻辑联系，那样他会觉得很不舒服。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得出结论很难。你不能随便做假设，就不能轻易出结论。但是他执着地认为严肃的研究只能这样做。他这样来论证自己的坚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这个社会里，很多人都在做结论，很多人做出很多结论，每个结论的质量都不是很高，大家不知道哪个结论是正确的，也不知道这些结论对社会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另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把一个题目做得很深很透。因为扎实，别人才会信任你，而不是人人都忙着为圈地而匆匆做出结论，可信任度都值得怀疑。这两种情况比较，看似第二种中每个人投入的成本很高，但因为做出的结论是扎实的，实际上总体的社会价值要大过第一种情况”。

白重恩就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耘，在“名与利”的诱惑面前，学术的土壤也难保持它绝对的纯净和厚重，也会沾染污秽和浮躁的气息。但在白重恩看来，不做严肃的研究，他会觉得少了学术的美感，也就享受不到学者独有的快乐。并不是谁要求他这样做，而是内心使然。

“回国前，我主要研究企业理论，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这是一个比较微观的问题，做的工作有的是建立一些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有的是做经验研究，找一些数据来检验现有的模型，看是否和经验的数据相符，是否有矛盾。这两种做法即便是经验检验，也可以做的很细很严谨，经验检验并不代表就不需要逻辑。我和我的同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出了一些成果，现在还继续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这将继续是我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研究不同产业的发展周期，我想做的主要是比较各种不同的产业的市场结构及其变化周期。所谓的产业市场结构是指一个产业里企业的分布结构，不同的产业的市场结构不一样，有的产业很集中，有的产业很分散，是什么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而且同一个产业的市场结构不断变化，这个对我们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经常说某个产业重复建设，但可能重复建设是这个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阶段。我们只有对产业的演变，产业的发展有很深的理解，才能知道它的重复建设是否可以避免，是否要采取政策解决，还是顺其自然，让它发展下去，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竞争政策，或者说是反垄断法，有些产业可能竞争到最后大多数企业会生存不下去，是否需要针对这种情况制订反垄断的措施。作为企业当然非常希望知道它所属的产业的发展方向，包括目前是不是竞争失序，是不是竞争过度，最后有没有办法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等等，所以，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我的又一研究方向”。

国内更便于研究 也希望为经济学教育做点事

因为转学经济的初衷就是研究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所以回国对白重恩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白重恩认为，研究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在国外总是隔靴搔痒，因为你人不在这儿，你对问题的把握远远不够，回来后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这个环境里，跟这些经济现象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做政策性的研究结果会更好。

除了个人的研究，白重恩还希望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做一些事。“我们很多员工都很优秀，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师，但教师人数不够，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同学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接触到更多更好的教师。”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他回国后跟员工花的时间比较多，他每周会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和员工一起讨论文章，让员工自己讲解文章，他和其它的同学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聆听，在讲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直到通过讲解和提问让听者完全理解了文章的内容。白重恩尤其跟员工强调几点：一是别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二是作者是如何做的，三是他做的有什么不足。讲完后每位同学都要写一篇关于文章的评价，交给白重恩教授。从去年七月回国至今，有十几个员工每人有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事情尽管会花一些时间，但他觉得对同学有切实的帮助就值得去做。这学期有另外几个同学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也希望参加进来。“我想如果问我为什么回来，这是我回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能够给同学带来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跟同学在一起，我有一点点成就感，我希望几年下来，对他们的经济学素养、研究能力都有一定的提高，能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起一点作用，这是我回来后对自己的一个期望”。

“与员工一起读书”看似很不起眼的举动，却被白重恩教授灌注了如此隆重的期许。的确，他就是这样朴素，总是从小事着眼，可誰又能说，小事的意义就一定要小过于那些宏伟而远大的设计呢？

之所以选择到清华，白重恩教授说，一是清华有很好的声望，另外清华的教师脚踏实地的做事，这一点跟自己的风格接近，在这里呆着比较舒服。在来之前，白教授已经在清华经管公司做了两年特聘教授，所以对这里“不应该有太多的惊奇”，“并且直到现在和我预想的没有多大差距”。

关于经济学科的发展

2005年年初，白重恩教授被任命为清华经管公司经济系主任。身为主任，自然就要考虑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

“院领导对我们的支持还是很大的，我现在要做的有几个事：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人的积极性，经济系的很多教师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事，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供服务，让他们做事更方便一点”

“另外要招募人才，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信息的流通是很重要的，而显然我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势。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风格各异的优秀人才，在清华形成一个既有基础学术研究，又有政策参与的可持续的研究氛围。”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想办法增加员工的数量，经济系员工30来人，一共每年的员工不过6￣70人，有一种说法是少而精，但不管什么样的选拔体系,你都很难说这30几个人都选对了，对教育来说少而精是很难成功的，出精英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量来保证的。假如我们的员工数量上不去，对好教师来说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演进，经济学人才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经济学知识和素养在人们的工作中更重要了，经济学者的社会影响也一直很大。政府部门里，以前很多官员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未来经济或是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我们30几个员工又未必都能成才，最后清华的毕业生很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政府界有很少的官员，在经济学界有很少的学者，在公众领域有很少发表有影响言论的公众人物，那么我们学校在国内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经济学家 有很大的压力

白重恩教授生在南京，父母都是师范教师，六岁时随家人下放到苏北淮阴，在那里生活了九年，直到高中最后一年才又回到南京。白重恩记得第一天到苏北的每个细节，那是1969年11月26号，他刚刚过了六岁的生日。去之前对他的家人得到很多承诺，但去后就安排他们住在了一户农民家里，住的地方则紧挨着猪圈，白重恩开玩笑说“人家住牛棚，我们家住的是猪棚”。

小孩子并不懂得“下放”的含义，只是觉得搬家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但这样的情景还是让幼时的白重恩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他记得刚去的第一天，他们一家人坐在那儿，有很多老乡围观看热闹。母亲直到今天回忆起来，总是提到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母亲很伤心，他问妈妈：“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吗”？

起初时，白重恩的父母跟村民们一起劳动，记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父亲去了公社的中学教书，妈妈到了大队的小学教书，日子才渐渐好一些。由于整个青少年的成长都是在苏北农村完成的，白重恩对当时农村贫穷的状况有极深的印象，也对苏北的农民有着强烈的好感。“在他们身上有很强的随遇而安的感觉。当时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无奈”。“苏北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都很有想法，也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脑子很清楚，只是无奈，他们那个地方完全不适合种水稻，但领导批示让他们种水稻，他们就铲掉生长旺盛的小麦，再种上水稻，结果产量很低，大家只好饿肚子。我那时很小，只会相信书本，甚至天真地以为全国只有他们这一个地方是如此穷困。现在想想当时的我是如何的幼稚。”

正是因为看到过中国农民受的是什么样的苦，白重恩始终觉得内心深处有种责任。他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实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有的时候并不是故意要违心地说什么，但如果你说出来的话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就要格外深思熟虑”。

也许正是因为农村生活的这段经历，让他真切地看到中国农民的艰难，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决策对普通民众生活的重大影响，才让他萌生了日后学习并研究经济的想法，才让他养成了格外严谨高度负责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对我的这一追问，白重恩教授沉吟片刻，轻轻地答：也许有这种原因。

后记：直到现在，我好像明白了白重恩教授为何会把家庭排在第一位，对于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来说，他的目标始终是让责任感更充分更有把握地发挥和释放，而家庭恰恰是他凭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可以驾驭的，是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辜负的，而在这一基础上再对社会有所助益，这不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放低，恰恰是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人之后，也许最应该做好做足的首先是齐家，是否类似于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的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后续需求的最基本的保障。

与白重恩老师聊天，我始终有一种平静踏实的感觉。差点忘了说，白老师兄妹三人，每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恩”字，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这样的名字就有一些宗教的背景。还有，他在看着你说话时，眼神清澈而深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