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

普拉纳什·巴丹著；陈青蓝,杨震,许宇萱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此次会议产生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并为我们描画出一幅美好的未来蓝图——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未来毫无疑问是光明的，习近平同志明确地对“中国梦”进行了阐述，她不同于人们所说的“美国梦”那么具有个人主义色彩，她明显是个中国集体主义色彩的梦，那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民族复兴。

同为新兴经济体中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是中国的近邻，在近代史上有过与中国类似的经历，也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因此，对中印进行比较分析及研究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本书作者普拉纳什·巴丹（Pranab Bardhan）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致力于不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制度经济发展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此次他使用大量数据对中印两国进行了分析比较，为我们认清自己以及了解别人提供了帮助。

正如书名所示，中国与印度在现代化的起点上都是农业国，都是泥腿子；虽然政治体制不同，选择的道路却有相似，甚至两国面临的问题，诸如收入增长缓慢的农业部门，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和金融中介活动不足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机会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大，问题重重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加剧，政府治理中的问责失灵……虽有程度之不同，但都是必须面对的相同问题。

第一章 引言：环绕巨人的迷雾

在1820年，中印两国贡献了全世界经济收入的将近一半；在1950年，两国的份额为1/10，目前是1/5，预计到2025年将会占到1/3。按照国际价格计算，在1870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略微领先于中国，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远远超过了印度。作者对较为流行的关于“融入全球化经济带来了中印两国的高经济增长，并降低了两国的绝对贫困程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由出口带来的，在1990～2005年间，中国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其次，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进步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近10年；而在取得这种进步之前的1978～1993年间，中国仍然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因此，中国在20世纪前期的增长以及贫困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因素而不是全球化。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在过去十几年中令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印度则并非如此，印度的出口产业依然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中印两国在改革之前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国家在技术开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产生了累积效应。

第二章 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不同的模式与制度

作者在对中国与印度的改革进行了大致的脉络梳理之后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方面特别突出，即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是地方试点和地方竞争，许多的改革都是先在地方进行试点，成功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作者在本章的最后总结道：“中国的改革更加深入，经济增长更加强劲，也更具有包容性，从而带来了经济转型，尤其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工业化，而这种转型在印度依然是缺失的”。

第三章 农业：依然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

中国自农业改革以来，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200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印度只有0.8%。按绝对值比较，中国每公顷土地的水稻产量是印度的2倍，一些油料作物的产量也是印度的2倍，而小麦产量则是印度的1.5倍。中国的高储蓄率使之有条件对农业进行更多投资，更高的农民识字率、更平等的土地分配、更严厉的人口控制，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巨大成功释放了土地面临的压力，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超越了印度。

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如果不彻底改革信贷和市场体系、不重建水源资源和土地管理制度，那么容纳了数亿农民的小规模农业将无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也无法走出低生产率陷阱。

第四章 基础设施：惊人的差异

在当前这个时点，中国的基础设施，不论是电力、机场、港口、铁路，还是城市供水与交通，都要远远领先于印度；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公里数计算，印度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却领先于中国。导致这种反差出现的、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市民社会方面的差异是作者想要探讨的问题。

印度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瓶颈是电力和交通。作者首先分析在中印两国，电力发电、输电与配电系统都掌握在国家控制与垄断的企业手中，但是中国的商业化运作远远走在印度的前面。中国从1997年开始推广到全国范围的电力改革，其重点就是电力企业的自主经营、成本回收、发电企业之间的竞争、基于成本的电力输配定价，以及严格执行消费者付费制度等。2007年发电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约为12%，因此吸引大量投资的进入，偷电现象极少。所有这些都与印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印度，配电企业面临着巨额亏损，在民粹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农民和居民的用电价格严重偏低，大规模偷电在许多邦非常猖獗，成本回收以及发电企业的贷款偿还问题严重阻碍了私人和公共投资。

在公路、铁路等其它基础设施方面，印度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因选举而发生的官员频繁换人，常常意味着基建项目能够顺利开始，却不能顺利完成，或者得不到长期维护。政治庇护主义也意味着印度的政客们，通常更喜欢将公共支出用于为他们选定的受益者经常性地提供短平快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投资于大规模的长期公共物品，尽管这些公共物品会让更多人受益。

第五章 高储蓄、低金融中介

中印两国都是高储蓄率国家，而中国有更多的金融储备可供利用。但是中国的国有大型银行主导了整个金融体系，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向储户支付利息，不良贷款依然是一个重大负担，资本配置仍被严重扭曲，尤其不利于民营企业，虽然后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过半。这种金融体系还不利于农村生产者，在内陆省份尤其如此。就银行、股票和债券市场在正规金融中的结构而言，印度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更加平衡。印度的监管也比较到位，坏账负担较轻，但是银行部门仍然忽视了经济中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对小型企业的服务严重不足。由于存在大量政府借贷，印度经济的资金成本一直较高。两国的非正规部门一直是大多数普通人和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中印两国独立或解放之前，某些形式的微弱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数十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对工业和农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部门降到了最低程度。印度在独立后的最初40年间，其私人部门的规模相比中国要大很多，但是许多关键性和战略性的产业都在国有部门。在两国都实施了转型经济政策之后，到目前为止，私人部门已是两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尽管国有企业已经商业化，但从经济权力、信贷配置以及监管审批等方面来看，国家仍然起主导作用，私人企业虽稳步发展，但只是国家的侍从。在印度，私人公司部门要比中国的更有活力，也更自主。两国都有一些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但他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差别很大。

第七章 贫困和不平等：如何分享增长成果？

至少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中印两国的贫困问题一直是灾难性的。中国自改革以来，绝对贫困比率快速下降，印度也在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弱。也许这是因为初始条件的差异，包括土地占有、教育和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印度更大的机会不平等。有限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代际流动性要显著高于印度。

第八章 社会部门：与社会主义遗产的关系

一些有关社会部门的基本指标清楚地表明中国在这方面要比印度发达，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进步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市场化改革反而削弱了这一进步。作者集中讨论了卫生和教育问题。卫生和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当期福利以及长期发展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都至关重要。在这两个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极其糟糕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作者分别对两国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所实施的政策进行了历史性梳理。印度糟糕的公立医疗，以及不受管制的私立医院；中国公立医院正在成为赚钱的机器，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现象等问题。在教育领域两国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也受到了作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向全民普及识字和基本技能的政策令印度无法望其项背，中国的妇女识字率以及文盲率的指标要远远好于印度。但是教育不平等现象在改革年代开始日益严重了。

在这两个国家，如果不改革官僚体制、不改变供方的激励机制，他们仍将按自身利益行动，与此同时，目标受益人并不清楚什么对他们最好，哪怕他们知道，也常常无法发声或无权施加影响，因此社会服务的公平与质量这一基本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性地解决。

第九章 环境：警报正在拉响

2008年，中国的环境总得分为65.1，在149个国家中排名105位，某种程度上好于印度的60.3分，排名120位。中国和印度在其各自所属的收入组中，均严重低于平均分。

两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城市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中国和印度有18座，其中多数在中国。

随着人们日益意识到两国促进经济增长的热情对环境的影响，这种热情也开始降温。环境运动在印度越来越活跃，连中国政府现在也允许媒体更多地披露对环境的不满，并要求评估相关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两国都力图把地方官员的仕途与环境保护目标结合起来，但是此举能否撼动他们在地方工商业发展中的既得利益，仍需拭目以待。

第十章 展望未来：透过政治经济的棱镜

作者主要想探讨民主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治理问题中的复杂性。民主会释放出既有碍又有利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力量，因此在治理与经济管理事务中，民主的参与性和程序性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而威权主义既非发展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在印度选民中，穷人占大多数，但这也未使政治家更多地关注持续减贫或提供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基础服务。在印度这样一个备受经济社会不平等和冲突困扰的异质化社会中，集体行动变得困难重重，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也阻碍了长期投资和改革步伐。在中国这样一个更加同质化且更少冲突的社会中，其领导人可以更果断、更有目的地追求经济改革和长期战略，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制衡和基于规则的体制，所以即使强势如中国的国家，其治理也存在某种缺陷，同时还面临着对危机状况做出过激反应乃至脱轨的危险。

如果说印度的不平等和社会异质性在抵制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来不断攀升的不平等则成了中国改革者们忧心忡忡的根源。

中印两国的治理方式和内容存在重大差别，中国的政策主动性和执行力都比印度强，但这并不全部归因于威权体制。

腐败在两个国家都横行无忌，但中国的腐败与印度的腐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很大不同：（1）在中国，职权界限明确、清晰而简单，而在印度，关于某项决策有更为多元的、来自不同部门的否决权，结果，即使贿赂了，也无法保证事情能办成；（2）由于中国官员的奖励和提拔较之印度更直接与地方经济表现挂钩，因此官员不会忽略整体的业绩表现，即使在中饱私囊时也是如此；（3）由于选举成本不断提高，印度的政客不得不募集大量资金，而在中国这部分成本是不必要的。

尽管与过去的200年相比，在刚刚过去的25年中，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得相当好；尽管两个国家已经以各自的方式展示出卓越的适应能力，但还是不能低估可能阻碍他们未来发展的结构脆弱性及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不过要预言这些障碍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消失，却是徒劳的。

作者参阅了大量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各种问题都使用了尽可能多的数据进行说明。对各自国家存在的治理结构问题，也都分别给与指出。他就像扫描仪一样，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复兴中的大国进行了一番扫描。使我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前行的道路依然是艰巨的。

图书情报中心  张力军执笔